中国经济究竟几何？gdp的幻像，供给与需求之争
从需求端视角看到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
当下中国经济究竟几何？
平时工作日去到一些商场真的感觉极度萧条，但到周末假日出游去到各个景点又人山人海；前脚还在关心贸易战危机，后脚国内新闻里便声称季度GDP数据公布稳中向好；手机里连续划过几个哭诉创业失败和找不到工作的视频后，电动车AI各种科技的爆发又成为了经济新的增长点……面对当下的经济到底怎么样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因为中国经济问题确实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息息相关，所以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把当下中国经济的样貌勾勒地更清楚更有条理一些，哪怕只是一个相对概括的轮廓。
第一次危机：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
由于苏联对中国的技术和经济上的支持，经济模式是也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经济规律是可以用科学完全把握的。所以国家掌握生产资料，生产和分配，而经济决策主要是依据是“科学”。这个时期的经济模式我愿称为“科学主义计划经济模式”。
但是，真实世界是无法计算的，比如经济规律是无法真正掌握每一个人的需求的，再加上这种模式因为产权的问题和搭便车效应必然会导致丧失生产积极性。非需求导向的经济资源非常容易错配，造成非常严重的浪费，结果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得到很明显的增长。
之后，随着中国与苏联交恶，苏联不再对我们进行援助，经济模式就进入到了下一个模式，我称为“权力意志型经济”。这个时期的经济不再以“科学”作为指导，而且通过领袖意志，进行经济运动，将所有的生产资源都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中（大跃进开始），需求被彻底搁置，产业计划用意志和精神（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这种极度浪漫方式制定。最后导致极期严重和惨烈的人道灾难，外加之后10年文革，中国经济可以说是被彻底摧毁几乎走入了绝境。
然而1976年发生了一系列随机事件，中国经济开始了起死回生。
第二次危机：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左右）
在很多机遇和巧合下，中国经济找到了拯救自己的方案——改革开放。与美国关系越走越近之后，西方世界开始逐步减少对中国的制裁。而中国经济市场的潜力也被看好。中国得到了美、德、日等国家的越来越多的外部技术和投资，中国将这些与自己低成本且数量庞大的劳动力优势相结合，融入了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工厂。这一切使得中国逐步富裕起来，有了更多的外汇，加上因融入全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信誉，经融系统开始运转——银行有钱可贷国家有债可发。此后中国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就变成在外部用出口赚外汇，而内部主要靠投资和贷款拉动经济的模式。
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但为了更能呈现当时的轮廓，此文里我把这个时期经济理解为“供给侧经济”。
一般来说，市场的运行是需求端给出信号，生产端要通过从需求端得来的信息进行合理的安排和生产。越有效率的生产会产生更多的利润，而需求端分配到更多的利润后（企业和员工的因为企业更赚钱所以收入自然也会跟着提高）又会给出更强需求的信号（企业和员工更有钱了后，就会更愿意多消费）生产端就会加大生产，产出更多的利润，如此循环。
但是现实情况是——此时的所谓市场经济却只需要考虑生产而不需要考虑需求。
为什么只需要考虑生产？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的好坏，就成为官员们最重要的任务。如何评价官员们的任务完成得好不好？考试的方式就是GDP。因为用GDP考核所需要的成本最低 ，数据相对来说也比较能保证真实。在这样的考核方式下，官员的的升迁也就与GDP牢牢绑定在一起了。
这里有一个和GDP有关的逻辑必须被认识到。我们要意识到GDP数据里包含的不只有利润（赚了多少钱），还包含投资了多少，生产了多少等等，GDP是一个反应整体经济活动强弱的数据。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如果只看GDP数据来判断经济成绩，那么想让GDP数据好看，只需要提升自己有能力提升的部分就可以了。
所以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国，从需求端来说，企业能不能产生利润，政府是没办法说了算的。但是从供给侧来讲，要有多少产量？要有多少投资？政府还是完全可以掌控的。所以只要不断做大供给侧的数据就可以交出一份漂亮的GDP成绩单的。
另外，1994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也开始与GDP产生了极强的关联。地方政府的税收结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企业税、个人税、营业税（后来的增值税分成）基本也全部来自供给侧。这就导致中国的政府和官员更愿意去做大GDP里供给这块而不是他们很难控制的利润。
于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各地争相上项目、建开发区、搞基础设施，形成“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
为了拉动GDP，政府给企业批地，给补贴，在政策上不设任何障碍，甚至还会出现“运动式办厂”的情况。各地方也纷纷出现大量不需要考虑需求的工业项目，如电视机厂、水泥厂、啤酒厂等。目的就是能创造更多数量的企业，尽可能加大生产规模进而提升生产总量。
说到这里，你有没有对GDP产生了更多的认识呢？GDP原来也是可以计划的，也是可以按照人为的意愿实现高速增长的。所以，GDP是不能完整的反映经济的总体状况的。
虽然GDP不反映经济的总体，但我们至少看到官员们都是超额的完成了任务。中国也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全国一下子出现了无数的项目和企业，经济形势看起来一片欣欣向荣。
讲到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建设这么多项目和企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转换视角的问题。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改开初期，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面相。
搞钱方法很多，但一定都是有代价的。
建设项目和企业的钱从哪里来？
改开初期，中国的税务搞过一段时间“包干制”。
虽然当时收税不多，但在定额上交给中央后，还会有一部分留存。这部分钱会拿去搞生产项目，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挤压到财政支出的其它部分。居民的福利医疗，还有一些基础的公共服务，比如治安、交通等开支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向银行借钱。
当时的银行都是国有政策行银行，意思就是这些银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给政府主导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关系和行政力量向银行贷款，但最后因为只管产不管销，很多债务其实是还不上的。这最终导致银行“坏帐”“呆账”无数。到了90年代末，中国的四大银行坏账率一度超过25%。
通过行政命令摊派任务
比如让一个村里的人必须每人都拿出钱来凑份子办工厂、办企业。这种情况好像又回到了改开之前大跃进时期，出现了没有钱的投资者去借钱投资的现象。而有钱的人也会把原本花在生活品必须上的钱拿出来投资，对其生活也造成极大的压力，更可怕的情况是，往往这种大跃进式搞企业的行为最后都会血本无归。
出卖自然资源
政府通过出卖自然资源——比如地皮，水资源还有煤矿开采权等当做投资的资本。
甚至还可以用“未来的产出”当今天投资的资本。
比如某地方的一个拖拉机厂，贷款人接受未来的拖拉机还债。但是老问题还是摆在那里——产出的东西其实根本没有市场，贷款人最后必然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套项目骗资金
地方上项目时，常常编写申报材料争取中央的资金支持，只要立项能挂上“国家重点”“农业支持”“科技兴县”等名头，就有可能拿到专项资金，但这也导致大量“套项目、骗资金”的现象产生。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搞项目的钱，并不是单一来源，而是依靠一种“权力驱动型资金动员体系”。投资不讲回报，反正花得不是自己的钱。但不管如何最后这些钱总是需要有人来买单的。
高产出，低回报的经济运营模式
大量企业会因为只求产量，导致产品的粗制滥造和品类单一，因为没有需求端的信号，所以做什么东西都只能是相互效仿——你做电视我也做电视，你生产水泥我也建个水泥厂，反正有了投资和指标就能上马，根本不管后面能不能盈利，“千县一酒厂”现象比比皆是，产能是真正需求的好几倍。加上地方政府间需要比拼政绩，经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方自己的产品无处可销售，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产能过剩问题。被浪费的不仅仅是资源，在无所顾忌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野蛮生长中，环境也遭到破坏，90年代的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
唯GDP主义还影响到了出口。逻辑一样，出口的工业产值也是一种可以被计入GDP的“硬核政绩”。能不能赚钱无所谓。外国市场需求端觉得我们的东西品质不行不愿意购买？没关系，我们可以不记成本的压低价格，甚至可以亏本销售。中国很多早期出口产品（尤其是非洲、东南亚、中东市场）虽然质量不高，但价格却很低。上述这些国家的市场对价格更敏感，对低品质的容忍度更高。
所以劣质并没有影响这些企业的销售，反而使其找到了特定价格区间的需求市场。还有一部分中国出口的企业专做OEM（代工生产）。品牌商（比如美国零售商）控制设计、标准和渠道，这些中国企业OEM只负责制造，而品牌商会负责做质检、筛选等工作。能“挑出来”产品的仍然可以买卖，出问题了，责任不在中国制造商，完全由品牌商兜底。这就导致中国自主品牌的产品质量差，缺乏专利缺少质检经验和标准，这些体系上的不成熟使得中国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只能长期处于国际市场的末端。
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只有投资没有回报的经济结构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了起来。
改开初期，因为资源严重短缺——包括土地、信贷、外汇、物资等还都集中在国家手中，并不能通过市场获得。很多项目的开展所需资源都是要政府批文给额度的。而政府的额度怎么给？给多少？也不是通过真正的市场来调配的。
在这个时期，如果你可以写报告，有审批的权力，你就可以拿到宝贵的批文。而能拿到批文的人，就相当于拥有了广阔的寻租空间——比如拿到批文的人帮企业搞来500吨低价钢材，实际给企业的只有200吨，另外300吨以高价被直接倒卖到市场。
批来的土地可以转租别人收取租金，也可以将土地通过公司股份形式用出售使用权的方式获得暴利。还可以成为企业的“顾问”每年得到分红比如无论企业是否盈利都有20万分红。等等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这里并不是在想批判这些套利者有多坏，而是觉得应该把视线放在经济结构上来理解这个问题。
这种套利空间产生的原因还是出在这种“只需生产不用对盈收负责的”经济模式上。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资金和资源全部集中在生产端。在这些资金和资源的即使亏损了也无所谓的情况下，很多资金和资源最后都会在无法盈利的情况下消失，很难判断是亏损还是被转移，这就会让人生出巨大的套利冲动。
反观居民这边，来看看这样的经济结构产生了什么影响。
因为只考虑扩大投资和生产推高GDP，财政极度倾斜投资搞项目，居民的福利，医疗还有公共服务等长时期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而在投资成本中，劳动力成本相对更容易被挤压，导致居民收入偏低。消费端的低迷从根本上无助于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导致企业纷纷倒闭。无法产生效益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变成国家的负担，为之后的下岗潮埋下伏笔。如此经济进入一个恶性的向下螺旋。
这样的情况最终造成90年代左右社会贫富分化变得非常严重，导致这个时期连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仍旧选择了一套“计划经济”的思路。
计划先扩大生产，再改善民生。而不是遵循市场原则，先改善民生，制造一个良好的需求端。这其中原因有很多：
比如因为改开前的经济可以说是一片废墟，没有真实的价格信号、没有供需调节能力、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根本不存在“市场指导生产”的能力或土壤。
当时城乡居民普遍贫困，消费严重不足。市场变得极为狭窄，如果靠需求来拉动生产，“没人买东西”就意味着企业没有生产动力。
政府信奉“大生产主义、抓总谋划”，即通过组织生产、安排项目、调配资源来引导经济。相比于自由市场那种自发演化的逻辑，计划调控给政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尤其在资源极端稀缺情况下。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政府还选择了通过赚取外汇以用于进口大量设备、技术、能源。为了吸引外资来推进工业化，扩大和制造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这些情况最后都严重地压抑了国内的需求端。
改开前的那些年代不光摧毁了中国的经济，还摧毁了政府的功能。
比如当时的政府其实并没有能组织起现代税收、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在政策制定层面，也没有根据市场需求的角度去识别“真实需求”的技术。
这种“有锅再有饭”的计划因为存在结构性问题当然会面临失败。产能过剩加质量低下导致虽然没有需求，经济总量却在一种非常扭曲的状态下不断增长。
大家都明白，只有输入值没有输出值的经济增长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居民就像旁观者一样看着年年增长的GDP，但自己的收入曲线却显得格外平坦。官员们只想快速出政绩升官走人，谁都不想成为那个背锅者。利益群体也知道红利时代即将过去，都想着如何转移自己的资产，所有人都预感崩溃即将到来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来。
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最后的光景，中国经济第二次危机，而且这样的危机让所有人都不知所措。但是历史确实是充满非常多的偶然性，之后经济是如何发生转机的？又是如何进入第三次危机的？我们会在这个系列文章的后续中继续讲述。
关于“需求”
最后还想再说说“需求”的问题。
我始终觉得“需求”也许是理解“中国经济究竟走到哪儿了”的一个关键线索。
一个健康的经济，归根结底应该是由需求驱动供给，而不是反过来。这个道理并非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期不明白不理解，而是因为当时的体制限制、发展焦虑以及外部环境等压力，我们选择了“先发展，后改善民生”的路径。
问题是，这种“先发展”的逻辑本身就内含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发展到什么时候才算“发展完成”？在没有真实、可持续的需求信号作为约束的情况下，供给一旦脱离现实，很容易滑向失控、过剩乃至结构性的扭曲。我们曾以为需求可以“后置”、可以“补救”，但历史经验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需求不能被替代，也无法被无限透支。往前看，中国经济未来是否还要发展“需求”？何时启动“需求”？以何种方式？这些问题其实比“要不要继续搞投资”更根本。因为没有真实需求作为底层牵引，任何增长都是漂浮的，任何“产能”都可能变成“过剩”。
“需求”本身就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不可绕开的根本变量。它不是增长的附属品，不是可以“等一等”的环节，更不是可以“替代”的参数。相反，它是整个经济能否健康持续与可控运行的那个最底层的逻辑支点。